后六四备忘录(1989-1992)（二·下）

贺星寒

《读与思》

作家的存在，要以作品显示；老是卖嘴劲，最终不如改行。我们已经意识到应该如何著手去参与社会的进步，但发表作品总得需要一个阵地。段德天此时主编的《读与思》改版了，决心办成一个宣传开放，进行启蒙的发声处。

《读与思》作为《成都工人报》的一个版面，已经有几年的历史。它以前登载的，多为书评，偶得，以及一些琐碎的文字。现在改版，准备以读书为线索，鼓吹多元化，鼓吹民主，鼓吹自由选择，与左的思想作针锋相对的斗争。报社责任副总编也支持这一想法，积极筹划。原想写上“启蒙”二字，考虑是敏感字眼，便改为“启智”。1991年元月开始，半月一版。我及林文询等自然成为重点组稿对象。

由《读与思》开始，我动笔写随笔，一发而不可收拾。并以此为缘，与《读书》有了经常的文字联系。

可能考虑我以前是小说家吧，段德天希望我写点读书人的读书随笔，生活类的。我炮制了《借来借去》与《读书三醉》两篇，以过去为鉴，讽刺那种封闭的思想体系以及集权之化对人性的扭曲。段很赞赏，要我多写。

元月份，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巴金的《讲真话的书》。林文询将书拿到周谈上来，告诉大家，真可恨，把巴金的一篇文章《文革博物馆》存目，而文字全删，只留空白一方。段立即和我们商量，以评说巴金的书为由，批判那些说假话，跟风转，压制民主自由的恶势力。林文询写了《寒夜话真》，我写了《真话难讲》。刊登于1991年《读与思》第二期（1月24日）。

我们当时对国内两种杂志表示钦佩，一为《读书》，二为《随笔》。这两种杂志虽然在形式和内容上有区别，但保持独立见解，不为强权而折腰的风神，使我们十分赞叹的。据说，一次魏明伦路过成都，打电话告诉流沙河，说，我又看到你在“坏”刊物上发的文章了。流问，哪个是坏刊物呀？魏说，全国出名的两大坏刊物，北是《读书》，南是《随笔》。流呵呵地笑了，说，当然，当然。

《真话难讲》一篇，我写得很吃力，文笔也有些滞涩，但是这篇却凝聚了我的思索，说了几句使当政者肯定不痛快的话。所以我希望能在更大范围内起作用。一月中旬完稿之后，我抄写了一篇寄给了《读书》。

《真话难讲》在《读与思》刊登时，被改了题目，叫《巴金的真话》，又删去了几句敏感词句。对于成都工人报的编辑来说，可能这也有一个摸索的过程，不知当局的容忍量有多大？哪里是他们的边线？我表示理解。

没有任何通知，三月的一天，记得是我到新都去与业余文学爱好者座谈回来，满身疲倦，翻开新到的《读书》，发现《真话难讲》登在上面，真是大喜。仔细读了一遍，居然一字未改，原装原封。

两年内，我向《读书》寄去多次文稿，共登载六篇。我也曾随稿写过信。但是，不论是稿也好，信也好，从来都没有回音。我先是觉得不可理喻，后来习惯了，再后来感觉这样真好。以文会友，不渗任何感情因素或道德考虑。作为一个权威刊物，也没有必要通知你稿发不发，多久发之类。它刊发出来，本身即有不同在其它刊物上登载的意义。也许，《读书》编辑部都是些感情冷漠的女士先生吧？不然。1992年10月在成都书市上，会见总编辑沈昌文先生，结果发现沈先生胖乎乎的，性格开朗又豁达。与我握手时将我介绍给三联书店的王大中先生，说，贺星寒的文章很尖锐的！后来，在介绍北京“左”的势力想扼杀《读书》时又笑着向我说，贺星寒，你向我们投稿，也就被人家排上了号哟！哈哈！

《读书》在1990年与1991年，坚持自己理性主义的办刊方针，被当局宣传部门视为眼中钉。曾指责他们不登学马列的文章，后来他们登了，那边又有人说这种学马列的文章不合条条。他们说，那只好不登了。再后来也有人提出要他们停刊，据说是徐惟成一句话阻止了这一行动。徐说，有《读书》在，我们还知道他们（这批知识分子）还有哪些人，他们目前都在想些什么。没有《读书》，我们便什么也不知道了。联想起1991年的小道消息，颇有意思，据说中宣部要停《读书》，而安全部不同意，也是这条理由，好知道这批人在干什么？

《经济学人》

1989年镇压民主运动，使得中国知识分子噤了声。即使是巴金这样有国际声望的老人，说话也只能用暗示，或者避实就虚。就这样，也使上边一些人不能容忍，内部传达说他从来就不是共产主义者，只是个民主主义者，云云。诚然，说得很对。不过，这里并不是事实陈述，而是一种信号，如同说，看呀，那位不是我们家族的亲人。言外之意呢，大概已经划入受批判之列了吧。儿孙们快上！

沉默一年之后，知识界耐不住了。首先是经济学界，蠢蠢欲动，要想谈自己的看法。经济毕竟是国家的基础，要坐稳江山，也得搞经济呀，这方面稍微松动一些。高小勇在1990年间，于《改革时报》主持经济理论版。他是个很有活动能力的人，一有想法，立刻就要实践，待不得三分钟。

在《改革时报》负责理论版时期，他积极与全国知名学者联系，约稿组稿。先是人家不理化他，后来他摸索出了经验，以高稿酬（也不过每千字35元而已）和先付稿酬等方法。后来稿件越积越多，每周一个版面容不下了。他又开始另打主意，搞第二职业，在《四川经济报》搞专版“经济学人”，每周一张，对开四版，简直可算是一张报纸了。

此时的中国经济状况如何呢？

1988年李鹏政府开始搞治理整顿，实际上是对改革开放开刀，重走计划经济老路。“六·四”之后，计划经济论调甚嚣尘上，压倒一切。不能说他们一心想把经济搞糟，但他们主要心思是权力和既得利益，最终的结果必然是搞糟。所以哈耶克称计划经济是“通向奴役的道路”。

何况，中国改革开放，魔盒已经打开，要收回去，无异于痴人说梦。

首先，政府在企业那里遇到了强大的阻力。政府要收权，影响企业利益，形成软拖硬抗；实在不行，就撂一个烂摊子在那里。或者“以子之矛，刺子之盾”，照计划生产，让它积压，造成恶生循环。看你怎么办？

地方也与中央有了磨擦。中央要塞自己空瘪的口袋，把一些政策权税收回去。中央的财政收入，如铁路、邮电，可以涨价；而地方所管辖的日用品、粮油等，就承担顾全大局的任务。地方政府自然不甘心，大搞苛捐杂税，刮地皮，收过路费，采取各种手段争投资、上项目，挤中央的奶。基建一方面在大叫压缩，一方面依然高速增长。在清查小金库的时候，一个大厂害怕受罚，想把几十万资金缴上去，地方政府则暗示他们，没有必要。

小地方与大地方也展开了争夺。如成都市的众多舞厅，原由市文化局收管理费。省文化厅眼红了，想划一块过来。市上不愿意，省上则以行政手段将省属单位的舞厅划走。市上自然要施以报复，联合市公安局，以影响交通和治安等名目，关了省属的几家舞厅，闹得沸沸扬扬，煞有其事。这边吹胡子瞪眼，也没法。

各地之间也展开贸易保护之战。新疆的棉花不卖给四川，四川的不卖给湖北，云南的香烟控制出省。

甚至有些省市不准外地的小报进入本地市场。至于法院判官司，本地欠外地钱则拖，外地欠本地钱则快判快追，但如果到外地去执行，又将受到各种阻拦。这一段期间，假药假酒泛滥，与这种经济格局大有关系。

馍馍越做越小，越来越难以分配。政府与国营企业之间，饿空了肚，熬红了眼，终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。大家在计划经济中挣扎，不死亦不活。此时的个体经济，虽然在1989年挨了一闷棒，但顺应时机，及时调整，关、停、转，终于缓过气来。乡镇企业，此刻成了政府最看不顺眼的家伙。想平调吞并吧，似乎还没有那个胆子。老办法，加强党的领导啦，清理财务啦，审计啦，查税啦，采取种种手段，不让你痛快。我一个泸洲的朋友，1988年承包了一个酒厂，年底结算，扭亏为盈，应照合同得两万元奖金。结果审计一搞就是两年，一分钱都没有到手。这段时间，一些实际由个体出资挂了集体招牌的企业，由于受不了压力，干脆拱手交给政府。其本质上无疑是第二次“分浮财”。五通桥有一座木材加工厂，老板已有几十万资产，最终决定捐献。反正要交公了，拿出几千元来招待作家和记者去游玩。我亦去了，席间，老板沮丧悲观情绪溢于言表，大碗喝闷酒，发誓从今不搞这种倒霉事。

这种现实，清醒的经济学家自然有话要讲。市场不敢讲，总可以讲商品吧，而且要搬起马克思老祖宗来打掩护。高小勇的《经济学人》，正好顺应这种形势而诞生。

高小勇一直都在做报人梦。他最钦佩的是《世界经济导报》。在“六·四”之后，他曾到我家来，互相约定，在将来某一天，即新闻管制开放前夕，我们应该有一张报纸。客观、真实、及时地报导人民所关心的事件。我坚信这一天必定会到来。我认为，在开报禁之前，有一个时期，将会允许社团办报，那将是社团的一次机会。而在公开性与透明度被政治斗争搞得反反复复时，又是客观公正的自由主义报纸的重大机会。我们多次议过此事，一谈起便热血上涌。高对此事可说是全身挂牵。

高小勇很想办成《世界经济导报》模式，但当然此刻不行。谈一切问题都如同踏上薄冰。在北京方面，保守一派和改革一派学者，一副誓不两立的劲头。高小勇主张宽容，兼收并蓄。我完全赞成。这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最高原则：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。要养成与不同意见共处的精神，不能搞新的一元化。即使是被人误会也不能改变。

《经济学人》出了8期，也就是两个月。最终由于保守一派告状而遭到行政扼杀。据高小勇说，《经济学人》在北京学术界引起震动，有人把它贴在北大校园，引起轰动。于是人家就告到了中宣部。中宣部电话打给新闻署。新闻署电话批示省新闻局。电话记录中，《经济学人》的第一条罪状，就是鼓吹市场经济。

高小勇垂头丧气。他蹲在我家沙发前，阵阵苦笑，一支一支地吸烟。我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，如果不被查禁，倒令人奇怪了，起码你高小勇的报纸也没有办成功。上面查禁的口实却是《经济学人》以刊代报。我向他建议，要想办法把电话记录搞一份，复印留存，算是这次作为的一个印迹。我说，准备东山再起，你可能要三起三落的。

第一起落，是在《中华经济文汇报》刊登鼓吹产权革命的文章，引得省委书记杨汝岱点名。第二起落，算是这次。杨汝岱再次点明，还说，高小勇这种人不能留在新闻界。

高几个月时间都在考虑另谋生路，一是到海南去经商，二是到学校去教书，三是到公安局去当干警。

结果他哪里都没有去。报人梦还在继续做。《西南物资商业报》招纳了他。看来新闻界也出现了缝隙。这也就埋下了1992年他办《经济学消息报》的种子。

有人告状

我们在一旁搞读书周谈,办《读与思》；作协那一批被清查的人，在干什么？告状。

告谁呢？告L。告L什么呢？告他在天安门学生绝食期间，也曾对人说作协要上街游行；告他在清查期间，不执行党的政策，捕风捉影，打击面大，等等。向谁告呢？自然是找救世主，省委宣传部。

状纸我未见过，但听告状人向我简介过。八名告状人之一的刘俊民，也曾具体地给林文询说过，并希望我们参与签名。林文询婉言推托了。我认为很好，我们绝对不去告状。

我们不告状。因为他们告状的一些内容，我们就不能同意。L不管他内心是如何想的，但在学生绝食期间，能表示支持，这种行为不应受到谴责。至于他没有把握好清查的政策，也不应该是解放我们的通道。清查必须全盘否定。指责他未能很好掌握政策，实际上就承认了整个清查。我们不参与告状的最根本原因，在于向省委宣传部告状。我们不承认他们是我们的救星。如果以后要申冤，要告状，也只向人民赋于的司法机构，向与立法、执法能制衡的机构告状。执政党几十年来，自己制造冤案，自己进行平反，时而当魔王，时而当观音。我们再也不能给他们当救世主的机会了。

永远不向他们申冤告状。永远不把他们的让步误会为恩赐。

但是我们也不反对他们告状。因为他们都是共产党员，都习惯了在某一思想体系内考虑问题。党员的称号也意味着金钱、名誉和地位。虽然是照所谓组织原则行事，但毕竟意味着个人权利意识的觉醒。而且，在当时的情况下，这也象征着对该思想体系内“左”的集权方式的挑战。我们表示充分的理解。

据说，八人的告状使得宣传部很重视，分别找他们谈了话，又个别谈了话，估计是进行了一些模棱两可的安抚吧。此事大约发生在1990年秋季。

第二年，即1991年春天，传说江泽民接见在京的一批著名作家。夏衍、王蒙、谌容都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谈了“左”的泛滥。又传言，王蒙要《文汇报》澄清对他的诬蔑，此事得到李瑞环的支持，也得到江泽民模棱两可的回答。

总的感觉是，当局的宣传口径依然是强调稳定，但对不稳定因素的指向有些变化，似乎更讨厌“左”的东西。《中流》等喉舌，始终没能够占据正统地位，和所谓自由化分子一样，被权力中心所冷落。照我的看法，左也好，右也好，执政党都害怕，一心只求稳定。这是一种可怕的稳定。这种死气沉沉的稳定，会使中国被闷死。

中国人毕竟不是大清遗民了。外面的世界也无法隔绝了。中国人开始考虑自己的权利。树欲静而风不止。1990年秋天，孙静轩开了个招待会，目的是为他的“作家企业家联谊会”正名。此会在清查期间被作协宣布停办，并冻结账号。那天，唐大同满面春风，笑谈自己至今尚未解脱。叶延滨在一旁敲边鼓，扯闲话，唐大同嘿嘿直笑。

作协成了执政党宣传部门的一块心病。作家成了最不省油的灯。王蒙与贺敬之、《文艺报》、及作协党组，互相不点名地批判。中宣部扬言要将本年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当大事来抓，力争开好，显示出一种如临大敌的情绪。谋士们又出了若干新点子，将省作协与中国作协分立，大概以为这样便可加强党的领导吧。影射文学八方兴起，借古讽今，防不胜防。执政党为了稳定，只得退出一些领域，作出一些让步，以缓和民间不满情绪。马车虽然缰绳在手，但缰绳犹如橡皮所制，已经常常驾驭不灵，必须加以嘶声的吆喝了。

正是如时，1991年5月，四川省作家协会召开了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。几股力量在这里进行了一次较量。

丧家的左派与“多国部队”

实际上，在“六·四”之后，要找一个真正的左派已经很困难了。左派老矣，在当今人欲横流的时期，有几个人能坚持纯理想的信念呢。大多数跟着唱高调者，往往随时在私下里表白，他这是迫不得已。这是一种实用的原则，怎么有利怎样干。真正的左派恰恰如同丧家犬，坚持共产主义路线也好，叫嚷无产阶级铁拳头也好，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好，吠声不断，却无赏赐，真有一种凄凉之感。

有些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，在清查中表现积极，最终发现上面逐渐让步，一再妥协。现在他闹得两头不是人，灰头灰脑。大概要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。

L就面临这种情况。想想1989年调来省作协，满脑子雄才大略，准备在这个岗位上干点事业，得到上面称赞，四十多岁，还有梯子可爬。倒霉遇见“六·四”，先想在赵紫阳身上压一宝，后来又想在清查中立新功，结果 呢，本身脚又没有站稳，现在两面受敌，宣传部总想和稀泥。这稀泥不好和，即使和稀泥也算是他的失败。因为没有一个单位的一把手，主持党的工作的人，能在自己失算的地方立住足的。

宣传部急于召开第四次省作代会，摆在面前的L成了一大障碍。恰逢此时，调他从万县进省的宣传部长又呜乎哀哉，靠山和保护神没有了，L也被省委调去党校学习。另外找来了作协党组副书记Y。其形势岌岌可危。

Y看来也非同凡响。他1964年盲流新疆。我也曾盲流新疆，知道要在那边打天下是极难的。而Y入了党，且当了自治区文联副主席。他是自己要求回川的，1990年调到作协后一直闲职。此时，两边摆不平，他渔翁得利。

据说原本在9月召开的作代会，提前在5月召开。因为L在6月份即将结业回成都，届时，一切都不好办了。而目前要的就是个团结的大会，起码表面上不要扯皮。

L在4月份回来过一次，肯定对这些事有些布置。但是，搞左的毕竟不得人心，大概除了几个心腹敷衍他之外，身旁已经冷落。谁也不会为了你去卖命，大家都在考虑自己的那把交椅。

一天在作协院外，L遇到沙河先生，说了几句目前的困境之后，又悻悻地说，我不得怕他们的！我不怕他们！

此时作协告状的八人，当然积极策划，一方面想摸清上面的安排，一方面要考虑改选后自己的位置。中国共产党人，大多会使用毛泽东的方法，所谓团结大多数，打击一小撮。自然，小说促进会便是他们的团结对象。

5月的一天，我与文询从沙河家出来，下到三楼，正逢孙静轩送客出门，见我俩，说来得正好，快进来，大家都在等你们。我不知何事，但盛情难却，也就同文询一同进屋去。至今亦忘了问下林文询，是否与他有约？

进入里屋，才见烟雾腾腾，对面而列的两排沙发，都坐着人。唐大同、徐康、谭兴国、方赫、邹仲平等，个个笑容满面，兴奋异常。茶几上几盒红塔山敞开，浓茶已喝得颇有味道。唐大同居中，向我颔首示意。接着，徐康说，友军来了，我们正想找你们，分配点事。

我想，我们何时跟他们订过什么联盟？何时成了友军？居然有任务下达。好像我们肯定要寻求他们的庇护，以他们为靠山似的。但其口气又颇像玩笑，我则是笑而不答。

徐康说，后天宣传部要到作协来，召集在蓉的理事，征求主席候选人意见。你们肯定也不会投L的票。但是，我们要争取更有把握，希望更多的中青年作家表态，希望本地理事能有发言机会。你贺星寒能否提一提？

林不开腔，因为他尚未选为理事。我想了想，这只是个程序争执问题。他们完全可以去谈的，但可能不愿在宣传部面前显得不听话，所以推给我。这是小事一桩，于我有利，起码可借此向宣传部表示我们有话则能说出口。

好吧，我慨然应允。

好。我们现在是多国部队了。他们中的一位说。我想，谁是你的多国部队呀？我是独立部队！

一场游戏

所谓征求意见，照西方时兴的说法，叫民意测验。前几年执政党也这么说过，但是，每次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，征求意见之后，便塞进黑匣子，永远不让下面知道结果。大家发现这实际上是来走过场，愚弄群众而已。群众从此也不把这种征求意见的方式认真看待，乱填一通，把武侠小说的人物，西方政界名人，甚至济公孙悟空之类，写上去，当是一场闹剧。上面也不再称之为民意测验了，还是转回党的老传统，叫征求意见。

宣传部派员来作协征求在蓉理事意见那天，我刚进院门，徐康便迎住我，说有话告诉。我一边架车，一边听。他说，害怕我说不清楚，就写了一张条子，问我愿不愿意交，还是那天说的内容。我说，没问题。

省作协理事大约一百名，那天来到的在蓉理事约三十名。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张仲炎来主持会议。据说他不久前加入作协，大概是准备来当副主席吧。前不久在文化厅的创作工作会议上，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会一完，他就急忙叫我的姓名，问我文化厅的作协会员代表选得如何？他问这话纯粹是多事。他旁边就站着文化厅副厅长作协理事严肃。我感到执政党在笼络作家了。

作协新任党组副书记Y宣布会议的程序。然后问有什么意见，大家很严肃，依然坐得端正。我觉得这样很闷气，就提出一个意见。

希望作协以后发通知，不要出现错别字。我们毕竟是搞文字工作的团体嘛！

我把通知上的错别字指出来。众理事一阵哄笑。Y表示今后一定要注意。

张开始讲话，无非是说上面很重视这次代表大会罗，希望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罗，等等。我注意到他一直没有提反自由化之类。我想这也不是他有什么独立见解，而是上面的精神。当局可以说成了一个很世故的政治集团，需要你为他跳时，则把绳子松一下，跳完了，观众散了，再把绳子收紧了。不过，我是不会按照指挥棒跳的。

张讲完后，问大家有无意见，当然又是一阵冷场。我又高声说，这里有一张条子！

张怔了一下，全场注视我这里。张说，好，他站起来，我也站起来。会场是顺墙安放的桌子，人们坐在外圈，中间是空地，只能擦墙行走。我与张正好坐了个对角。他顺墙走，我也顺墙走，每人走了一条边，相遇后我把条子递给他。这期间屋子里很安静，看我与张演哑剧，都在猜测卖给的是什么药吧？落座后，徐康向我眨眼睛，仿佛是在表场我。

结果张把条子上的内容一念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，有人松了口气，有人很失望。如此而已。接着开始填主席副主席名单。

孙静轩脑袋伸过来，说填他当主席，我说好，就填他当主席。副主席就填身边的两位，那边流沙河王尔碑对我笑，我也就填了他们，然后把高栈桥肖青等促进会会员填上。再望望身边两位，一律都推荐我当副主席，散会时，王尔碑笑着对我说，她与流沙河等三人，都推了我。算一算，我已知票数已有7张了。

哈哈！

此会开始时，一片严肃气氛，到结束时，已经嘻嘻哈哈，连宣布散会的声音都听不清楚了。我有点体会，不管上面搞活动是什么意图，只要坚持自己独立行动，争取表达，就可以使任何活动对自己都有意义。你要耍弄我，我也要耍弄你，让一部分人知道，耍弄你一下也没有什么可怕的。

当然，也有人一直很紧张，那些一心想当空头官的人。万一他的票数少，他在上面的靠山就很可能说不起话，起码要多费力气。会前，Y路过我座位，冒出一句：

你那篇小说我看了，写得很聪明。

而那篇《非正常观众》，有人是称之为“反动小说”的。我很吃惊，回头一想，Y果然不愧为秃顶用脑人，他的话也说得够聪明了。

散会骑车出门，与简嘉同行了一条街。他很认真地问我，填这个征求意见表有什么意思？

我笑答，他们想耍弄我们，我们也耍弄他们。就是这么个意思。

简嘉不说话。

后来才发现，宣传部这是虚晃一招。

防不胜防

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政权，要加强自己的领导地位，这种心情可以理解。但是，你要施展的手法，应该符合游戏规则，起码，得符合你自己定下的游戏规则吧？

比如你说要搞专制，你就说只有我说了算。你要搞三权分立，你就得去运动国会与议院。你要搞民主，就得无记名投票，少数服从多当选，光明正大，既是力量的显示，也是信心的表现。

但是每当政权难以维持，执政地位开始动摇之时，政党就要想方设法愚弄人民了。说是民主，但又害怕民主；害怕民主，又不敢丢掉这块大旗。于是，表面要民主，下面要耍手脚。做很多地雷标志，陷阱暗号，又设各种引诱物，时明时暗的箭头，然后喊一声，大家随便跑。终于达到他们的目的。

每当一有政策出台，权力移交等等关键时刻，执政党的有关部门便忙得不亦乐乎。商量了又商量，堵漏洞，掺沙子，吹风，防了又防，互相提心吊胆，千万不要出错呀。

作家协会，一个跟班似的群众团体（目前改为社会团体了），本不值得执政党那般重视。但是共产党已经习惯了只听颂歌，容不得其它声音，得把一切舆论工具掌握在手里。新闻捏得紧，文艺也不放松，尤其当“六·四”发现各团体中，作家协会表现得最不听话，所以现在更加操心。

执政党搞这一套满有经验。比如，选举代表，基本上就由他们安排。有的基层还选一选，大多数就由本系统的官员指定。上届代表大会，文化厅厅长就自行指定，我得知信息，决定质询，作协害怕事态扩大，便给我一个特邀资格。所以，特邀代表也是他们利用权力拉选票的一种方法。经上面审定的代表，最终就有很多党员。大会一开始的首要任务便是成立临时党组织，要求党员服从指挥棒。

政党内部统一，参加竞选，属于正道。但是，超出正当防卫措施的是理事候选人提名程序和主席团委员提名程序。

理事候选取人“由各市（地、州）党委宣传部会同有关文学组织，省直和军队有关部门”推举。也就是说，先把代表筛一道，现在则把理事筛一道，让符合他们心意的上去。

而主席团委员候选人，“由代表大会主席团在上级党委部门的领导下，广泛听取和集中意见，经酝酿协商从本届理事会中产生”。

现在看一看，上面所提的“代表大会主席团”（临时机构），即是由党指派的，再在党的领导下，然后从党所同意的代表中筛选出党所推举的理事中产生。党味何其多也！

如果是阿凡提的羊肉汤，就像了。熬一锅，喝了；再掺水，再熬再喝；连续四次，还有没有羊肉味？何况加的还不是水，而是说不清楚的什么液体！

就这样大概还不够。防了又防呀。每次大会便制定一次选举法。这次新制定的选举法，改变从前的二级选举为三级选举了。

从前，代表选理事，理事选主席、副主席。这次，代表选理事，理事选主席团委员，主席团委员选主席、副主席。保险得很呀！

为什么要搞得这么战战兢兢呢，什么主席、副主席，都是空头衔，没有实权的呀？不，首先，很多当官的喜欢这一头衔，比如后来便有宣传部副部长、文化厅厅长等排列其中。还有，作协是地师厅级单位，选上了，就可以享受那一级别的待遇呀，比如坐软卧啦，出国啦，北戴河疗养哪，都可以占先了；另外，只要你肯用会用，主席副主席还是可以熬出一些油水的。

选举是代表大会的头等大事，其它一切皆是过场戏。毕竟他们号称的是群众选举，民主集中制，还有“广泛听取和集中意见”。这一切，对假民主都是理论上的障碍。只要有表达的自由，假民主的遮羞布就会被撕出破洞。

所以他们还有最后一手，速战速决。整个大会只安排四天，从5月30日至6月2日，而5月30日只安排晚上一个预备会，实际只有三天。而这三天中，除了开幕式闭幕式各占半天，，6月1日上午就要开始选举。5月31日上午开幕，只有5月31日下午有小组讨论兼酝酿理事候选人名单。也就是说，最多让你讨论一小时，至于你可以提名新理事，但晚上由他们决定。明天等你知道时，已经开始选举了。而理事选举名单已印在选票上，等你涂圈圈输入电脑。真是战略上藐视敌人，战术上重视敌人，步步设防呀！

各自为战

川西小说促进会有十七名会员当了代表，参加第四届省作家代表大会。我给促进会定下的方针是，不追随作协任何一派势力，独立行动，重要的是参与，利用一切机会表达我们的看法，以唤醒众多作家的独立意识。

对我会会员，比如徐林森、彭又文等，来问有何指示。虽然是半开玩笑，但也表示对促进会这一团体的依赖，希望能统一行动。我明确表态，你们各自按自己的看法行事。我们不搞统一行动，希望大家各自为战。

说“战”，有些火药味。这是借用革命党的习惯，一搞什么行动就是战斗，一起工作的称为战友，工作场所叫阵地，文章必须像投枪匕首，诗歌如同炸弹和旗帜，走前面形容为冲锋，打退堂鼓者被定为逃兵，退稿名叫枪毙，谁主持工作即挂帅，演出队是轻骑兵，等等，等等，好像四面八方都是敌人一般。我不喜欢这种字眼，但是几十年的习惯，语词开始贫乏起来，只有用战斗说明，人家才懂，虽然已经名不符实。

各自为战很好，开预备会时，马识途在上面念主席团成员名单，要求举手表决。我不举手，徐林森也不举手。虽然未改变结果，总使上面和下面都发现有不同的态度了。

至于开幕式闭幕式，很多人都不去参加，弄得拍摄录像的不知镜头该朝哪里扫。

5月31日下午，唯一的小组讨论会，我与林文询、金平等在一起，省机关组。召集人陈焕仁，是林的顶头上司；而我的顶头上司周正举厅长，也在座。人们拖拖拉拉来到，已经去掉不少时间，然后陈宣布大家各自读文件，又耗掉不少时间。大概把时间耗完就算事吧，此事当然不能让他们这样舒服。林要求开始讨论。我立即发言。

我重点批驳了《选举法》，作协应该是一个生动活泼的团体，不应该在民主程序上倒退，由二级选举变为三级选举即是倒退。我不赞成《选举法》。接着林也谈了他的看法。

想不到的是，老作家萧赛也支持我们二位的看法，更想不到的是，文化厅副厅长、剧作家严肃也发言支持我们的看法。当然，谈了也就谈了，第二天在表决《选举法》时，我们投了反对票，我们表达了，如此而已。

第三天，也就是最后一天上午，新选出的理事应该选主席团委员了，而在进入会场之前，我们谁也不知道委员候选人是谁。这也太愚弄人了吧。这天，理事们坐在下面，台上只有杨牧、李致和之光坐着。李致今天的出现，大概暗示着权威力量的控制。

李致是省文联副主席，多年任省出版社社长，任省委宣传部主管文艺的副部长，跟很多作家打过交道。此人能言善辩，不苟言笑，由他以局外人和省委宣传部的身份来主持这次选举，是再合适不过了。他坐在上面，极其威严，一副稳操胜券的模样。

胜券是稳操的，但必须挨一记耳光。

以下是我当天晚上凭回忆的记录：

当李致讲完主席团候选人产生经过后，林文询急忙问我，上次民意测验，投的是什么票？我说是主席和副主席。林文询自语道：我这下心中有数了。

林：（坐台下椅上）我要说几句。你刚才说到主席团委员候选人的产生经过，我认为不符合你们所制定的选举法。

李：（坐台上）你站起来说嘛！

林：（坐着不动）我就坐着。大家都坐着说。对于选举法，我们在小组会议上已经表达了我们的意见。后来在通过选举法的时候，我们又用不赞成的举手，表示了我们的态度。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，我还是参加选举。但是，即使依照选举法，也应该“广泛地听取”意见。据我所知，在蓉理事被征询的，是主席副主席名单的意见。而主席团委员名单，却未曾征求意见。我们所不赞成的三级选举，就少了一个环节。

（此时全场鸦雀无声）

李：（顾左右）是征求了意见的吧？

林：我作了一个随意性的调查。我们川西小说促进会参加此次大会的十七名代表，没有一个被征求意见。我又随意调查了100名代表，百分之八十没收到过征求意见。我们现在就可以请代表举手，看被征求意见的有多少？这做法，与选举法所说“广泛”相违背。

李：我说是的“比较广泛地听取”。

林：但选举法上说的是“广泛”，没有“比较”这个副词。

（场内传出轻微的笑声）

李：（尴尬地看看左右，之光与杨牧都作沉思状而不回应他，稍停）那我们还是进行吧？

林：你们不照选举法进行，是非法的。我宣布，不参加这个非法选举。（林站起来，昂头径直走出会场）

（全场继续静默）

李：（终于回过神来，再问左右）可以开始了吧？

杨牧：可以。

之光：可以。

李：现在我们发选票。

贺星寒手稿

自由的魅力

林文询昂首走出会场，是我始料不及的。但想起来也十分自然，以他的性格，决不容妥协。话说到那种地步，要再坐在那儿进行选举，实在是对自己的不尊重。他的毅然宣布退场，肯定给众人以极大的震动。

原来权势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软钉子固然可以让当局碰一碰，硬钉子也可以碰一碰。照计算现实利益的人看来，林什么也没有得到，出口气而已，说不定以后还有小鞋穿。但如果从追求精神价值来看，林文询在这里充分享受了自己的权利，得到了一种自我实现。

后来徐林森和栈桥等问我，为什么没有一起出去？他们说，如果我也一起出去，他们会也跟着退场，造成一种声势。我说，不是有个原则吗？不求统一行动。

林走得很突然，没有和我商量，这当然是一个原因。其次的原因，我担心他走后，李致又发动背后的攻击，所以留在那里。不过李致宣布开始选举了，这种可能性已不复存在，我又为什么没有走呢？我的想法依然是那一条，不要让人以为我们是有组织有统一号令的行动。这里面不包含任何防备的意图。如果人们认为我们有预谋也不怕，但我们要让一般的知识分子懂得，个人是可以进行自我选择的，自由是你的权利，不需要依靠什么组织。

非组织行动有什么意义？

任何一个集权主义的政党，都要建立严密的组织。马克思时代的共产党，组织是极其松散的。列宁时期，提出每个党员要交党费，且必须过组织生活。毛泽东在井岗山提出，支部建立在连上，也就是说任何一个单位都必须要有党在。而组织决定，是每一个党员必须遵守的。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党，俗称纳粹者，也是靠这一种网络结构，统一行动。正因为如此，才有可能出现法西斯专政，残害犹太人；斯大林的三次大清洗；毛泽东的反右、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。所有头脑稍微清醒的人，都被组织决定、集体利益所蒙蔽，跟在后面做傻事。甚至当被镇压时，还连忙认错，积极配合，以协助完成组织的光荣任务。

非组织活动固然能削弱集权主义的力量，但亦没有契入自由的真谛。在中国人所理解和追求的自由中，实际上还包含着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。自由一旦不成为目的，自由本身也就失去了价值。当新的组织，新的行动号称能解决社会问题及你的忧患时，也同时请你交出自由。为了人民的利益，你有什么不可抛弃的呢？最终，你也将成为集权的帮凶。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费迪南一世有句名言，“纵使毁灭世界，也要让正义实现”。正是后来各种“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”的原版。

把“个人自由”当作改造社会的手段，是“五四”时期知识分子的重大失误。正因为发现不可能改造社会，最终也就放弃了自由。而把“个人自由”当作自我实现的人，将发现也是一种失误；因为你把完善自我当作目的，一旦有更好的理论来教育你时，你自然也只有乖乖地跟着走。而迫害就在此美名下强加于你。

自由的魅力应该是在它自身之中，不可替代。它应该是一个良序社会的第一优先原则。不能以任何名义（不论其有多么崇高、美好或实际）而稍稍削减个人的自由。在这种良序社会中，要尽可能敞开各种不同的道路。只有自由被当作这种优先性而被社会所接受后，社会才能避免混乱和灾难。

而这种最基本的一般的个人自由，不能靠教育，而只能靠我们的行动，让它潜入各个人的意识深处。为此，我赞赏一切个人独特的言论和行动，只要它不合符一般口径。

林的行为，也许有自我实现的含义在内，但就在其外形上，与集权思想是一种冲突。我们要的是那自由层面上的价值。

当天中午会餐时，络绎不断地有人端着酒杯，到林文询桌前来与他碰杯，表示欣佩。下午闭幕式，很多人不去参加。晚上一个什么会，重庆诗人李纲以“痞子”形象坐在主席台上，与准备就座的主席大开玩笑，把主席们当小丑逗着耍。也无疑也是有所启发而出现的事。

就在半个月后，女诗人傅天琳也在一次公开集会上当众宣布，她要退出四川省作家协会，也许这一表态不必当真，但也显示出各人都在说自己的真话了。

只要大部分人都说自己想说的话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集权主义的统治还能存在多久呢？

（待续）

原载《CND》